关于
李世璘

我是毕业于东国大学韩医学系的韩医师李世璘。来到诊室的人，往往带着沉重的头、无法安睡的夜，以及转动不便的颈肩。一条条列出来像不同问题，顺着故事听下去，却常常碰到一天的节奏。执业之初我常问：做医生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时间把答案变简单了——照亮黯淡的表情，并以使人好转作为信任的开始。

在韩医学系，古籍与最新论文是并排读的。起初我觉得这中间的落差有些别扭；开始坐诊之后才明白，两者都是必要的语言：既要有把一个人的一天整体看进去的眼睛，也要有追问证据的态度。我在这两者之间学会了诊疗，如今也尽量不偏向任何一边。

学生时代，韩医学被误解的方式让我难受。带着那份心情做的影像作品在全国大赛中获得大奖，但我很快明白：只说“这不公平”是不够的。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好的反驳，而是更可靠的证据。

于是，越是临床上常用的治疗，我越想亲自确认证据走到了哪一步。2022 年以第一作者发表于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的呼吸系针刺研究综述，就是顺着这个问题走下去的结果。结论里必须写明：那时的证据仍停留在动物模型阶段。比起答案是否如我所愿，能够诚实地说到哪一步更重要。

那段经历留下的不是结论，而是态度：把确定的与尚未清楚的分开来说的习惯。在诊室里区分“这会有帮助”和“这还需要再观察”，也出自同一个地方。我认为，这份区分正是我能给患者最诚实的东西。

曾在通仁韩医院担任诊疗院长，参与外国人诊疗与韩医学对外传播。那时我学到：即使治疗相同，说明是否清楚也会改变安心的深度。与同僚合著长针、埋线、美容针的临床手册，并为青少年健康书绘制插图，也是为了更清楚地留下手该落下的位置，以及居家照护如何继续。

与同僚合写长针与埋线的临床手册，也出自同样的直觉。学习一门术式时，最可怕的并不是没有效果，而是手落错了地方。于是每本书有一半，最后都在讲“不该做什么”。先把安全写清楚，剩下的空间反而能放心下手。

青少年健康书里我担任插画。孩子们对身体好奇得惊人，却几乎没有可以发问的地方——月经、生长痛、睡眠、体重，尤其如此。很多时候，只要用不让人羞耻的语气给出准确信息就已经足够；而决定那种语气的，说到底是一条线的温度。

我也参与过诊室之外的现场：钟路区长者韩医药健康增进事业、2023 年新万金童军大会韩医药诊疗中心。对象与环境变了，说明的长度与顺序也要随之改变。把同一件事用好几种方式讲过之后，我的诊疗语言也变得更灵活一些。

如今在一家韩医院执业，并在此页留下笔记、专栏与访谈。眼前的目标不是夸张宣言，而是在患者与读者面前慢慢堆起可信的语言。愿这些记录成为未来开业与合作的基础。